而此有统的文化的根源便是经。
民众拥护统治者的重要原因在于道德诚明，利泽诚厚也易言之，荀子仅有此精神而无此落实。
在职业分工基础上，进而才能实现物畜而制、制而用之、应时而使、骋能而化、理物勿失、有物以成。宗教神性在孔子与孟子那里比较显明，虽然他们业已具有了一定的人文理性。此殊归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野。牟先生以华族慧命相续之用心苦则苦矣，可惜的是，客观同情之了解变为了预设立场之判教，以境界高下判中西与孟荀，鼓荡文化偏执之自信，未为可取也。令人叹惜的是，荀子之思路为中国传统所贬抑，但当近代中国受尽西人欺凌之时，不少学人转向荀学找寻资源以期裨益于华族。
韦政通先生沿习牟氏理路入乎其内，分而析之，析而裁之，详尽地构造了荀子天生人成原则[9]。易言之，荀子的逻辑心灵非正面面对逻辑，并非为逻辑而逻辑，为科学而科学者。儒家原亦主张天下国家在平时应有君臣名分的维持，以建立平时之社会政治的等级次序。
而首先反抗秦王，而造反的陈涉，则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载其好儒术。《晏子》、《管子》书，乃托于晏婴、管仲，非管、晏自著，亦已经论定。本诗书礼乐之际，意在斯乎?小子何敢让焉。但孔子之思想，除其知天命一面外，乃有行义以达其道以治人、安人。
及隐居以求其志以修己之两面。如说名家合于孔子言正名之旨：法家合于易之明罚饬法之义。
然而这些文学家，却对孔子之人格精神，有一深透的直觉，而以其文章表示其对孔子之怀念与崇敬，以维持孔子在此时期之中国历史文化中之的地位。此三先生生年略后于孔子一千五百年，皆初无政治下之高位，只是民间讲学之攻苦食淡之学者。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淳。王阳明早年之师娄谅，亦出于康斋之门。
这才能表现孔子之教中视道并行而不悖，而无所不容的风度与气概，同时我们还要知：此亦正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得居中心的第一地位之理由之所在，而当更对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徒，皆以第二之宾位待孔子，加以感谢才是。然对孔子之言行，则皆各有所称述。如历代帝王多赐孔子以封号，并建修孔庙，唐宋以后之政府，以孔子所传之经书考试。我们亦不能再说晏婴是墨家、管仲是法家。
又说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由此而发愤著《文心雕龙》，以承继孔子。孔子之道被视为在客观外在的文献中，学者只有终身求之，而不敢以此道自任。
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，对孔子尚存敬意。今日之轻薄下流之文土，以孔老二之名侮辱孔子，实则此侮辱不了孔子。
试问这些事与维护帝王专制之事，又有何干?我们又都知道，魏晋名士与玄学家，多遭当时之政治上之统治者的杀身之祸。但中国历代之一切推尊孔子之人物，却不能承认你的话。这些儒家之土，念念不忘孔子之言，对孔子之学，力求加以保存于秦汉之政之下，以传孔子之名声于不朽，而他们自己，则宁隐姓埋名而不惜。亦有空前的史家，如司马迁、班固等之降生。诗书亦何罪?一朝成灰尘的诗，亦证明其心中所最怀念的历史人物是孔子，最慨叹的，是暴秦之焚孔子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孔子之铎音，实际上在当时只使其少数弟子，有其心灵之醒觉。
天有日月、地有珠玉、鸟兽中有麟凤，人类中岂必无圣贤?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已二三千年。但依中国之人文思想，中国之学者不能相信纬书中之神化孔子之论，而纬书之说被张衡、桓谭等斥为妖妄，更为王允所详细评论。
此是儒家之影响及于政教，而固非儒学由汉武帝表面之尊尚，而盛兴之谓电。但对孔子之精神人格，真能相契会，而加以赞颂者，则莫如司马迁。
此即谓老庄言无，正证其有不足。此后才有周濂溪、张横渠、程明道、程伊川等之发愤阐明儒学。
亦与汉代纬书与一般儒者心目中，以孔子为天降之圣，一般人所不能学者不同。只视孔子为传布整理古代文籍之史学，则又使孔子之学，若成后无所开者。但其贬哀公为下主，称仲尼为圣人，亦正见其深心，未尝不尊崇孔子。亦可以加以容许，加以欣赏。
直至清末之苹命，仍本孟子之民贵君轻之说。故此中国佛教徒、道教徒与后来之基督教徒，于其教主之外之推尊孔子，同有助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之建立。
当退则退，退以义，为圣之时。但洪杨不能承继中国之传统的文化意识，而以一变念的基督教思想，反对中国之传统文化。
而孔子之上承以前之六艺、夏商周之文化，为保卫文化之传统，而尊王攘夷，以及其开创后来之诸子之学的历史地位，则是一独特、而唯一无二的。二程亦深信圣人可学而至。
而除了著此诸书者外，参加秦代《吕氏春秋》之编著者，及汉初《淮南子》一书之编著者中，同样有不少儒家中之贤者，而名不见经传者，然后有《吕氏春秋》，《淮南子》书中之儒家思想。如孔子只是一儒家，则孔子之地位与他家应平列，如孔子非圣哲、只是今一般所谓哲学家，则哲学家之地位与科学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之地位亦平列。文献之研究未完，则孔子之道可望而不可即，孔子亦可望而不可即，其地位只在遥远的古代，亦如只在遥远的天边了。汉人经学重五经，而不重传记。
故不经而为百家之冠，百家之冠，亦百家之——而已。这亦使孔子之地位提高。
今依上文所说，再作几个反问，即可显出此流行之说的谬误。但对于孔子之五常，智觋于《摩诃止观》卷六，曾说其与佛家之五戒相通。
三、晚周、秦、汉之儒学，汉代之纬学、史学，与孔子地位之进一步的形成由孔子之弟子施教四方，孔子为当时人所共推尊，故由晚周至秦，而宗孔子之学者，仍相继不断。并知孔子地位之形成，非只孔子个人之功，而同时是后代一切尊崇孔子的人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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